江华岛事件后，中日两国围绕朝鲜的属国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争。清政府的中国中心主义心态决定了其总想坚持唯我独尊地位，在朝鲜问题上不许他国插手，而日本却企图以西方的国际秩序观念来打破中朝传统关系，从而达到吞并目的。 

中国传统的宗藩关系立足于儒教思想，所注重的是仪礼及其形式等，因而属国的内政外交均任其自主，只有当领土主权受威胁时，宗主国才负起保护责任。而西欧的属国不仅无国际人格，并且其主权基本上为宗主国所控制，宗主国对属国的内外政命负完全责任，这就意味着完全的隶属。是故日本政府在江华岛事件后，派森有礼赴华，揣摸清政府的心态，试探中朝传统关系的强度。然清廷为了避免对日交涉的麻烦，竟云“朝鲜虽隶中国藩服，其本处一切政教、*，向由该国自主，中国从不与闻。今日本欲与朝鲜修好，亦当由朝鲜自行主持。”［（１）］森有礼据此认为“朝鲜虽曰属国，地固不隶中国，以故中国曾无干预内政，其与外国交涉，亦听彼国自主，”［（２）］企图在对朝交涉中撇开中国。清政府对此反复进行辩解，恭亲王奕诉在复照中明确指出，“朝鲜为中国属国，隶即属也，既云属国，自不得不隶中国。”［（３）］但森有礼却采取先进后退之计，以“将来我国与朝鲜交涉，凡有该国政府及其人民向我所为之事，即由贵国自任其责之谓也。若谓不能自任其责，虽云属国，徒空名耳。”［（４）］清政府既不愿自任其责，又不愿放弃宗主国地位，只是在复函中苍白无力地答以“属国有属国分际，古今所同”［（５）］。 

日本之所以在属国问题上同清廷进行无休止纠缠，其目的是企图迫使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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