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日本的军事力量还不足以对中国发动战争，于是便采取“和平”谈判方式，企图从清政府手中诈取侵略权益，来达到竹添一郎未达到的目的。１８８５年日本任命伊藤博文为特派全权大使，赴华与李鸿章在天津举行谈判。而清廷却在“＠①糜”方针指导下，确定此时对日交涉的“第一要义为剖析中倭误会打架，以释疑端，”［（６）］李鸿章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在谈判中妥协、退让，迁就日方的无理要求。 

天津会谈伊始，伊藤博文看到清政府在朝鲜的强大军事力量，不利于日本的侵朝活动，因而想方设法使清政府从朝鲜撤兵，于是便提出了为避免中日失和不如中国先撤兵的建议。然李鸿章在谈判过程中不据理力争，斥责日本的侵略行径，反而答以日兵尚留朝作为理由，这就为伊藤进一步讨价还价提供了机会。李鸿章对伊藤提出的种种无理要求，不但没有驳回，而且还向清廷提议“撤军可允”，“但议处统将和偿恤难民，非情理，无质证”，“本可置之不理”，“但考虑到日本兵损国辱，如不定出办法，伊藤既无以复命，更无以息众忿”［（７）］，因此二者应“酌允其一，俾得转场，而固和局。”［（８）］李还认为“总须两边迁就，方可说合”［（９）］，并担心“再商不成，决裂径去，无可转圆，”［（１０）］于是，中日双方最后签订了《天津条约》。 

《天津条约》规定，两国应于四个月内将各自的军队撤出朝鲜，今后任何一国如果派兵前往朝鲜，应先行文知照对方。此约的签订使朝鲜成为中日共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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