页。）从80年代起，曾纪泽、郑观应、崔国因等人又依据国际法再三地评论过这个问题，强烈要求清政府采取保护关税的措施。陈炽在《税则》篇中也提出，“输纳税课”乃是“人情天理”，建议中国应借修约的机会修改税则（注：赵树贵、曾丽雅编：《陈炽集》，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81～82页。）。由此可见他们对关税自主的重视程度。
第二个涉及国家主权的重要问题是利益均沾，即片面最惠国待遇问题。这是1843年中英双方签订的《虎门条约》第一次承认的。当时，“中国于外务利益未甚讲求，率以利益均沾一条列入约内。一国所得，诸国坐而享之；一国所求，诸国群起而助之”（注：李鸿章：《妥筹球案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39。）。从此这便成为中外条约中的一个惯例。洋务运动时期，郑观应就指出：“一国有利，各国均沾之语”与国际法甚相矛盾（注：《郑观应集》上册，第176页。）。1871年与日本使臣商谈立约时，曾国藩也曾向清政府建议“将均沾一条删去”（注：曾国藩：《预筹日本修约片》，见《曾国藩全集》第12册，岳麓书社1994年版。）。1879年闰三月，曾纪泽在伦敦与巴西驻英公使白乃多谈判双方定约通商的问题时，特地命马格理至巴西驻英国使馆向白乃多声明：“中国与各国立约，所急欲删改者，惟‘一国倘有利益之事，各国一体均沾’之语，最不合西洋公法。”（注：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99页。）所以中国拟在此后与外国新订的条约中撤消最惠国条款。十年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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