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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的输入与中国外交近代化的起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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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25:5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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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电禀驻扎该国公使及京都外部大臣力争，争之不从即告国会公订”（注：《郑观应集》上册，第21页；下册，第581页。）。这一时期，王韬也建议清政府向英、法、俄、普、美五国简派公使，以便“达外情于中朝”，“布中情于远地”（注：《遣使》，《ｔāｏ＠③园文录外编》卷2，1925年上海扫叶山房石印，第214页。）。后来，薛福成对于英国等列强不许中国向南洋派遣领事的做法提出批评，认为这是“明明不以万国公例待中国也”（注：《答袁户部书》，《庸庵海外文编》卷3，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要求在香港、新加坡等南海濒海要区设立领事。在他们的推动下，加之对外交涉的需要，1875年，清政府任命郭嵩焘为出使英国钦差大臣，由此迈出了向国外派遣常驻使节的关键一步。从这时起，清政府在其最后30多年时间里先后向18个国家派出了68人（其中2人未到任）担任驻外公使、副使；还从1877年起先后向海外的57个地区派驻了领事。中国的使领制度从无到有，并一步步走向完善，这也揭开了清政府对海外侨民进行保护的崭新一页。
19世纪60年代以前，保护华侨问题从未引起清政府的重视。洋务运动时期，钟天纬在《据公法以立国论》一文中第一次指出，按照国际法，凡自主自立之国，“应保护己民之在彼国者”，“若彼国违例虐待，或被他人欺凌损害，彼国不为保护，则本国得向彼国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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