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里，小弗雷德里克·韦克曼（Frederic Wakeman,Jr.）对中国政府官员处理林维喜事件，有以下一番话：“*案虽仍未解决，但只要派水师提督关天培的水勇登上停泊于香港的某只商船，随便捉拿一个外国人作为人质来代替被义律包庇的真正罪犯，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结案。”（注：小弗雷德里克·韦克曼：《广州贸易和鸦片战争》，《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上卷，第四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208页。 ）韦氏似乎建议中国政府在未查明事件的真凶之前，便可随意胡乱抓人顶罪。这样轻率的论断，竟会出自一位学者之笔，委实令人惊讶和不安。对于这一事件的起因和经过的评述，案发当时确实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些当时的报导纵使错误百出，荒谬绝伦，但是因为能够减轻英国政府在这件命案上所负的责任，结果仍为其后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一些中外历史学家所采纳。在这一节里，我们将对这类当时的报导或事后的评述略加介绍。

 H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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