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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中西交往的误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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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26:4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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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是年，英国兵头文翰回国后又返香港， 两广总督叶名琛遣密探了解情况，得知是因与列强的条约中有12年后再行更易的规定，现已届期，可能会乘中国内地纷乱之际别有要求。咸丰帝对此深表赞同，并“著与柏贵等密为筹度，以备不虞，切不可稍露端倪，启该夷窥伺之渐”。[1]（P201－202）但却未见有确实的措施。咸丰四年（1854年），英美同时更换驻中国公使，英美公使分别于该年三月十六、十七日到达广东。这是因为，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江南定约有12年后再行重订等语，到咸丰四年闰七月初六已到期，故而分遣公使来华。对于此，清廷的对策是“尤当不动声色，加之防范，届时惟有随之应变，以绝其诡诈之谋。”同时深信，“叶名琛在粤（办理通商事务）有年，熟悉情形，谅必驾驭得宜，无俟谆谆诰诫也。”[2]（P271）
西方列强与清政府之间关于修约问题的谈判，正面接触始于咸丰四年（1854年）四月，终于同年九月；谈判地点也不一致，前后在上海和天津两个地方。参与谈判者在各个时段也不相同，先是英美分别提出修约要求，接着是英法美联合就修约问题和清政府交涉，而最终在天津和清政府面对面谈判的又只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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