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于词律全不解”，“其所云平仄皆无依据”。并针对日本诗坛的“纤靡”之风，建议日本诗人“多读书，以广其识，以壮其气”。黄遵宪还直言不讳地向日本友人指出：“大约日本之文，为游记、画跋、诗序则甚工，求其博大昌明之文，不可多得也”；“日本文人之弊，一曰不读书，一曰器小，一曰气弱，一曰字冗，是皆通患，悉除之，则善矣”。（郑子瑜、实藤惠秀编：《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这些中肯的意见，大为日本朋友所推服。日本现代作家大町桂月认为：“自从中国书籍输入日本的1000年来，没有任何时代能像明治时代那样，汉诗的艺术造诣到相当高的水平。”（转引自郑海麟：《黄遵宪与近代中国》，第70页。）这里面当然也有黄遵宪的一份功劳。
王韬在对日传播中国文化方面所起的作用更为突出。王韬因著《普法战纪》一书，在日声名鹊起。日本著名学者冈千仞说：“《普法战纪》传于我邦，读之者始知有王紫诠（王韬字紫诠）先生，之以卓识伟论，鼓舞一世风痹，实为当世之伟人矣。”（王韬：《扶桑游记》，冈千仞跋。）日本文人乃多方与之交往。王韬自称：“交游颇及寰宇，日东、越南悉有投缟纻、订金石者，或诗文书札往来作神交而已。”（王韬：《韬园尺牍》，第197页。）1879年4月底，王韬应日本友人之邀赴日游历，至8月底返回，历时约4个月。王韬在日期间，日本朝野人士竞相登门拜访。王韬也遍谒日本名士，“壶觞之会，文字之饮，殆无虚日”，（《扶桑游记》自序。）并多次与东瀛学者切磋学问，帮助日本友人删改诗文。日本文人多为王韬纵贯古今、融会中西的广博学识所倾倒，对之崇敬有加，盛赞其“笔役风雷多逸气”，“文章经国业千秋”。王韬离日前，日本著名史学家重野安绎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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