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1日设宴为他饯行，“至者不下百余人”，“冠裳跄济，可与葵邱践土之会后先争盛”。（《扶桑游记》下。）王韬此行，堪称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盛举。中村正直论曰：“夫清国之人游吾邦者，自古多矣，然率皆估客，而又限于长崎一方。近来韦布之士来东京，间有之，然其身未至而大名先闻，既至而倾动都邑如先生之盛者，未之有也。”（《扶桑游记》，中村正直序。）
日本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一批有关日本的著述上。1872年，明治维新刚开始不久，李鸿章即倡言：中国“有贝之财、无贝之才，不独远逊西洋，抑实不如日本。”（《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2，第3页。）日本社会的变化开始引起中国人的注意，留心时务者竞欲探究个中奥秘，仅19世纪70年代至甲午战争前，有关日本的中文著述已达20余种。
这些著述大都对明治维新持赞赏态度。如金安清的《东倭考》称：明治天皇“焚诗书，易服色，其远大之志一如赵武灵王之类，虽国中不尽驯服不顾也”。（《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十帙。）李圭的《环游地球新录》说：日本“近年来崇尚西学，效用西法，有益之举毅然而改者极多，故能强本弱干，雄视东海。”（李圭：《环游地球新录》，第127页。）黄庆澄的《东游日记》赞扬明治维新领导人是“豪杰谋国，其深思远虑，非株守兔园册子者所可与语”。（《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十帙。）部分著述以大量的篇幅侧重介绍了明治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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