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遵宪以驻日使馆参赞身份赴日伊始，即以“采风问俗”，以供朝廷咨询为职志。当他很快了解到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社会“进步之速，为古今万国所未有”，（黄遵宪：《日本杂事诗》，自序。）乃决定撰写《日本国志》，把明治维新的情况介绍给国人，以“质之当世士夫之留心时务者”。（黄遵宪：《日本国志》，自叙。）此后几年间，黄遵宪广泛收集日本的典章、史籍，咨访故老，“采风问俗，搜求逸事”，深入研究日本的历史和现状，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并撰写《日本杂事诗》150余首，以诗后加注的形式将搜集的资料分类整理。日本人石川英赞扬《日本杂事诗》：“上自神代，下及近世，其间时世沿革，政体殊异，山川风土，服饰技艺之微，悉网罗无遗”。（黄遵宪：《日本杂事诗》，石川英跋。）在编撰《日本国志》过程中，黄遵宪参考了源光国的《大日本史》、青山廷光的《日本纪事本末》、赖山阳的《日本政纪》等中日史籍200余种。同时，黄遵宪对明治政府颁布的“布告之书及各官省年报”等特别重视，（郑子瑜、实藤惠秀编：《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征引尤多。经过八、九年的辛勤努力，终于1887年夏完成这部40卷50万字的巨著。

《日本国志》问世以后，很快产生了巨大反响。薛福成称之为“奇作”。（《日本国志》，薜福成序。）狄葆贤说该书被“海内奉为瑰宝”。（狄葆贤：《平等阁诗话》。）《日本国志》最重要的作用在于它影响了一代维新志士。黄遵宪在该书凡例中声称：“日本变法以来革故鼎新，旧日政令百不存一。今所撰录皆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凡牵涉西法，尤加详备，期适用也。”（《日本国志》，凡例。）显然，他期望通过介绍明治维新的史实为中国指出一条维新变法的通途。戊戌维新派中，大多数人都读过《日本国志》，并深受其影响。梁启超曾坦率地承认：“中国人寡知日本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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