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派在创办军事工业和编练新式海军的过程中，由于耗资巨大，燃料缺乏，后勤供应、交通运输等方面发生了困难，认识到仅仅求强是不行的，必须“寓强于富”，“必先富而后能强”。于是70年代以后，洋务派创办近代企业的活动就从军事工业扩展到民用工矿交通企业，这是中国走上近代道路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洋务派思想发生变化的过程中，俾斯麦从其“大陆政策”的构想出发，竭力想把欧洲列强引到东亚广阔的战场上角逐；并且防止中国过分贫弱，易被其它列强所独占，因而对洋务派的近代化计划基本上持支持态度，声称，只要清政府集中力量于国家的经济建设，加强政府权力，德国将“配合”“权威人士的迫切需要”。（《俾斯麦答蒲安臣急件》引自《波恩外交部*档案馆档案·中国状况》第3卷第1分卷第4册，转引自《德国史论文集》青岛出版社第352页。）而这一点和李鸿章在力保中外“和局”的条件下，引进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取得西方国家支持，而又不为一国所控制的想法是很合拍的。此外，李鸿章还想借助德国的力量，“以夷制夷”，制衡其它资本主义国家。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十九世纪六十——九十年代，在经济活动中，中德两国的关系也就非常密切。

洋务派在创办近代民用工业的时候，曾经大批引进了德国的机器设备。1876年（光绪二年）陕甘总督左宗棠在兴办兰州织呢总局时，就曾委托买办胡光墉到上海的德商泰来洋行订购德国机器，这些机器包括有洗毛机1部、梳毛机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