页。）。9月11日，清廷又应孙家鼐之奏， 谕令各驻外公使在使馆内就近编译“洋务巨帙”（注：《戊戌变法》（二），神州国光社1953年出版，第84页。）。因此，当时无论各驻外使领对这场运动的态度如何，都无一例外地与之发生了直接关系。当然，各驻外公使并不仅仅是被动地执行清廷的指示，一些人对新政表现出了极大热情，他们主动上奏朝廷，鼓吹变法，支持新政，并取得了很好效果。在这一方面，以驻德公使吕海寰和驻美公使伍廷芳最具代表性。
吕海寰早年追随李鸿章，后经李推荐，任出使德国、荷兰大臣。维新运动开始后，吕氏不仅是《时务报》、《知新报》的热心读者（注：《汪康年师友书札》（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40页。 ），而且于百日维新前夕，即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五日，主动上奏朝廷，系统提出了自己的变法主张（注：《出使德国大臣吕海寰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6～24页。）。其变法主张主要包括内政和外交两个方面：内政方面主要是练兵和筹饷；外交方面主要是睦邻和安教。在讨论筹饷问题时，他提出了整顿税则、修改关税的主张。这就涉及到了修改不平等条约问题。
伍廷芳在整个维新运动期间曾先后4次上奏朝廷，鼓吹变法。其变法主张主要包括：
首先，时势所迫，不得不变，失此不图，后悔莫及。1898年2 月10日，伍廷芳因见教案迭起，而内治无权，因此上奏清廷，请求变通成法，亟图补救。百日维新开始后，他在所上奏折中进一步强调了变法维新的重要性，说：“今时事方艰，强邻逼处，胶事甫定，旅顺、大连湾、威海、广州湾之事，循生迭起，如环无端，边患愈危，疆土日削。……乃者列邦密谋，报章腾播，因利乘便，同以瓜分为言，是直以波兰待我也。其所以迟疑却顾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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