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复古即所以维新论》、《原学校》、《守御论》、《时务论》等文。其中以《时务论》最具代表性。在该文中，他从十三个方面论证了西艺、西学及西政在中国古已有之，并从十四个方面论述了如何复古改制，并指出：“前之言十三效者，酌行为十四事，诚富强之要术，古今之明验，而犹非以为治本也。”（注：宋育仁：《时务论》，第13～14页。见《皇朝经世文新编·通论》。）什么是治本呢？在他看来，即通下情，明教典，核名实，课民职。在谈到通下情时，他特别指出：“外国凡有举废，皆询于上下议院。两院议成而后谋定，国主报可而后施行。虽有植党而交讧，未有欲陈而无路者也。凡有陈告，皆无所壅，交讧之久而是非亦见。夫非必能所行俱善，然两议而决所长，两端而从其众，此必有多取于顺民情者矣。”（注：宋育仁：《时务论》，第13～14页。见《皇朝经世文新编·通论》。）
汪大钧于1896年以参赞的身份随伍廷芳出使美国，回国后，汪又在《时务报》发表了《保富篇》、《论变法当务为难》等文。《工商学报》创刊后（1898年9月），他又在该报上发表了《工商学报缘起》、 《拟设中国商务公司劝商场议》、《钞币私议》等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保富篇》和《论变法当务为难》二文。在《保富篇》中，他批评清政府借抽取厘金、捐纳、牙帖、普捐以及息借商款、发行昭信股票等聚敛民财的错误做法，说“以是言富，吾恐其愈贫也；以是言强，吾恐其愈弱也。”他认为，谋国是者，应该考虑藏富于民，即恤小民之身家，培闾阎之元气，免苛派，禁抑勒，删款目以杜舞文，节员役以绝中饱，利之所在，鼓舞而振兴之，弊之所丛，改弦而更张之。如此，三五年后，中国便康阜可期。他还探讨了中国“仁政”不能施行的原因，说：中国之患，不在仁政之不举，忠爱之不发，而在君民隔阂，上下交征，恩屡降而未逮于民生，款屡集而不归诸实用，而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情之不通”（注：汪大钧：《保富篇》、《论变法当务为难》，《时务报》第64册，中华书局1991年影印版。）。
在《论变法当务为难》中，他认为危害中国的主要有三事，即科目、资格和例案。“科目废才，资格废官，例案废事，循环往复，遂中膏肓。”因此要根除三害就必须废科目，破资格，除例案。“然而望科目以梯进取者，守资格以邀贵显者，缘例案经营奸宄者，齐州之大，奚止百万。其人又率皆缙绅之族，清要之班，狡黠巧猾之徒，一旦改弦更张，必惧而协以谋我。”所以说，“非布新之难，而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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