揽权嗜利，不约皆同。”因此，欲分其权，则实有“三难”：“外国弁兵、水手有六百人之多，言语不通，气类不合，彼众我寡，一传众咻。加以武夫愚蠢，英人猜忌，偶失周旋，则谤毁随之；略与争论，则辱詈及之。始则嫌于相逼，久或不能相容。此总统之难分其权者一也。”“李泰国久在中国，深知虚实，往者抚局难成，当事不免媕婀，彼遂藐视等夷，趾高气扬。……若彼不另出主意，搀越调度，尚未见阿思本辈之果听指挥；若彼再把持唆弄，颠倒是非，更难保统兵大员之不受挟制，此调度之难分其权二也。”“洋人据为利薮，未必肯实心教练，果愿华人之擅长。且其轮船机器、炮火精微，亦非顽夫健卒所能尽得其奥妙。此学习驾驶之难分其权三也。”此“三难”，是李鸿章根据“与若辈交涉军务，悉心体会”而悟出来的。他断定：李泰国不仅“目前不愿中国人专权，即将来不愿中国人接手。”(《海防档》（甲），购买船炮。)
曾国藩对此也持怀疑态度，认为：“悉由中国主持，窃恐万办到，其势使之然也。”“节制之说，亦恐徒托虚名。”他竟然异想天开，提出一个奇特的办法，以折李泰国的骄气：“以中国之大，区区一百七万之船价，每年九十二万之用款，视之直轻如秋毫，了不介意。或意将此船分赏各国，不索原价，亦足使李泰国失其所恃，而折其骄气也。”(《海防档》（甲），购买船炮。)他的办法尽管极端荒谬，却反映出他同李鸿章一样，都感到李泰国等人是不会真把舰队交给清政府的。
继李鸿章、曾国藩之后，留办金陵军务浙江巡抚曾国荃提出一个“两善”之策：一则修改原订章程，将新购之轮船专任“出洋巡缉，南至二粤，北至盛京，内外洋面，分途逻哨”；一则酌量裁撤沿海水师，每年可节省经费一二百万两，“充轮船之饷而有余”，“更于粤东、江苏海口设立船厂，令中国工匠学习整修轮船之事，以期尽通巧妙。”他认为：此策“两善具备，目下之费不患不充，将来亦不难乎为继。如此办法，海口以内，水师之军政改观；海门以外，轮船之巡缉益力。”(《海防档》（甲），购买船炮。)在他的方案中，第一条根本行不通，因为李泰国和阿思本都不会接受。至于第二条“设立船厂”，不失为一项有远见的建议，却被清政府轻率地否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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