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教会学校宣传和引进了西方的科学知识。新学与旧学相比，新学的确具有更强的适应性，新学不仅教人讲科学，也教人掌握科学参预社会竞争。这就在中国引起人们对新学的兴趣。随着传教士在学校传播西方文化，一批初步接受西学的知识分子也在成长。在这方面美国传教士所起的作用非同小可。如，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于1881年在上海开设的中西书院，八年的西学课程循序渐进，高年级的数理化课程有化学、重分、微分、积分，还有航海测量、天文测量等等。1896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在“中华教育会”第二届大会上作了关于“什么是中国教会学校最好的课程”的报告，把课程列为六种：语文、地理、历史、数学、自然科学和宗教。他就教会学校为什么要开设西学课程列举了三大理由：一是学习科学可以破除迷信；二是可以使教会有声望；三是可以使毕业生更有能力左右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5页。)。无论教会学校开设西学的目的何在，事实上，教会学校确曾培养出一批具有新思想、掌握一定专业知识的人才，这些人在洋务企业中，在中国海关、邮局以及数理、医、农、工各部门中曾发挥过一定的作用。

　　其次，教会学校的一些教育方式和教育内容逐渐为中国所接受。19世纪60年代，中国教育开始了改革。改革的主要标志是1862年的京师同文馆、1863年的上海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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