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1864年的广州同文馆的创设；以后又陆续开设了一些工科学校和军事学校。这些学校的课程设置、教学方式有许多都效仿教会学校。有些学校还聘任传教士担任教习或总教习，使中国官办学校成为传教士宣传西学的阵地。比如，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在京师同文馆任教期间，逐渐引进算学、化学、国际公法、医学生理、天文、物理等新课程。京师同文馆内，除我国数学家李善兰任算学教习外，其余课程皆聘请英、美、法传教士任教。此外，全国各地兴办的新式私立学校的教学内容和程式，也仿效教会学校。
再次，美国传教士对中国传统教育改革也起过积极作用。传教士不仅通过在中国办学校，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对中国传统教育的弊病提出过严厉的批评，有的传教士还撰文强调要振兴中国教育就必须改革教学内容和方式。如，美国传教士李佳白在拜会恭亲王时，曾面呈《创设学校议》一文，文中首论学校的重要，并介绍新学的种类及设立新学的方法，进而提出改革学制和考试制度的建议(李佳白：《创设学校议》，见《万国公报》第7卷（1895年）第84期，第4—5页。)。狄考文发表《振兴学校论》一文，批评中国学校教授的内容太窄，不适应社会的发展，主张广设普通学校和职业学校，开办大学和女学，把中国的士、农、工、商纳于学。狄考文还主张向清廷建议取消科举制度，代之以西方学校授予学位的办法，同时提出取消八股文、增加学校科目等主张。林乐知还利用他主办的《万国公报》的有利条件，发表了许多议论中国教育的文章。文章涉及范围广泛，有的批评中国教育制度阻碍人才的成长、有的建议中国改革科举制度并兴新学。传教士这些活动和呼声对当时中国的教育改革作了重要的舆论准备。20世纪初，清政府明令废八股、停科举、开新学，虽是为适应当时中国知识分子要求所采取的应急措施，但清政府做到这一步，与传教士的宣传也是分不开的。
当然，传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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