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我国驻新加坡总领事孙士鼎给外务部报告中说：“每年从香港、厦门、汕头、海口等地到达新加坡的华人约十余万人，其中70％是猪仔。”如果按16万人计算，就有112，000是猪仔。据我海关统计，从1881年到1898年17年内，从上述各港口运到新加坡附近海峡殖民地的华人有2，776，000，按70％折算，1，943，000是猪仔。这样，那17年内，平均每年运到海峡殖民地的猪仔有114，000。又据新加坡海峡殖民政府统计，从1911到1920年到达新加坡的华人总数为190万人，按70％计算，其中130万是猪仔。从1921—1930年到达新加坡的华人总数为242万人，按70％折算，就有猪仔170万。根据这三项统计总数，50年内，就约有500万猪仔到达新加坡，其中大部分被转运到其他地方。估计18到20世纪的200年内，从我国直接运到南北美洲、大洋洲、欧洲和非洲各地的猪仔，还有100多万，所以从我国前后被贩运到世界各地的猪仔总数不少于6、7百万。 

读了描写猪仔，在贩运途中惨状的记载，更令人发指。澳门和香港是贩运猪仔的集中地。猪仔上船后，就被锁在船的底舱。按英国旅客法案规定，船上每客至少要占15平方英尺空间，但1855年通过中国旅客法案时，认为15平方英尺对于亚洲人种过宽，就改为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