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日，清廷又密谕李鸿章， 和谈条款以“一，切实辨明越为我属；二，杜绝云南通商；三，不赔兵费；四，保全刘永福部”（注：郭廷以编著：《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上），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734页。）为原则。5月11日，李鸿章与法使福禄诺签订了以“保全助护中国南界不令受侵、中国撤退北圻军队、法允在越境通商”为主要内容的“天津简约”。对于此约，清廷对“未将越南为我藩属一层切实说明”表示不满，遂令李与法使再议，待议定后“必须请旨定夺”（注：郭廷以编著：《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上），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736页。）
条约尚未“请旨定夺”，福禄诺要求李鸿章定期撤出北圻华兵，李鸿章拒之。就在条款尚未谈妥的情况下，法军于5月30日攻占宣光， 并进犯谅山。针对法国以战迫和的策略，清廷于6月18 日向李鸿章发出谕旨，称：“滇、粤两军驻扎之地，断不能退守示弱。本日已电谕岑毓英、潘鼎新按兵不动；如彼族竟来扑犯，惟有与之接仗。李鸿章迅即照会法国，中法既定简明和约，倘法兵不犯我营，则衅自彼开，即不能保全和局，此意必须切实说明。刘永福一军已谕岑毓英照常接济，俾为我用矣。”（注：中国史学会主编：《中法战争》（丛刊），（五），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第381页。）21日，军机处电寄潘鼎新谕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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