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0日)到, 第三批初七日亦到。遇法船,旗后炮台开炮护之,得免,俱有信来。第一批无到信,亦无他耗。”(注:中国史学会主编:《中法战争》(丛刊),(六),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第271页。)等等。这些“救台”、 “援台”措施,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台湾军民抗法斗争的实力。
在台湾,刘铭传除率军抵抗法军的进犯外,还实施了“以台保台”的斗争方略,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884年12月25日,刘铭传在一奏折中奏报了“劝募义团,协力助战”的情况:“暖暖练董武举王廷理、捐职周玉谦等捐资募勇三百名,与深澳等处各董练扼守,每处或三五十名,或百数十人,凭险堵御。……彰化绅士郎中林朝栋,急公好义,自备资斧两月,募勇五百名,来助防剿。臣设法凑解军械,令赴暖暖,共图捍守。新竹绅士郎中林汝梅,亦筹款两月,募练勇二百名,协守新竹。……沪尾南岸观音山一带,仅总兵柳泰和楚勇一营。该处甚为吃紧,曾令添募士勇八百名,只可聊助声势。”(注:中国史学会主编:《中法战争》(丛刊),(六),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第196页。 )台北绅士林维源“自光绪十年独捐五十万元,……近又分助各庄练勇,所费不赀,力尽筋疲,万不能再捐银款。然当此海氛日亟,军需不支,势诚岌岌。爰以万不容己之心,作无中生有之计,奔走厦、粤,竭力筹挪,报效洋银二十万元,以助饷需。”(注:中国史学会主编:《中法战争》(丛刊),(六),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第199页。 )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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