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台保台”之举所起的作用，刘铭传深有感触：“臣渡台所带随员甚少，凡在台官绅，有可用者，无不广为罗致。彰化绅士郎中林朝栋，急公好义，新竹绅士郎中林汝梅，任事勇往，该二绅士皆有才识，当令林朝栋带练赴台北助守，林汝梅带练协守新竹。其余台北绅士，知府陈霞林等，皆令设局办团，以期联络官民一气。”（注：中国史学会主编：《中法战争》（丛刊），（六），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第204页。）
此阶段，清政府对法斗争方略是以军事斗争为主，以外交斗争为辅。而外交斗争又是以不赔款为前提的。
1884年9月4日，即清廷对法宣战后的13天，慈禧太后发了懿旨：“嗣后如再有赔偿之说进者，交刑部治罪”（注：中国史学会主编：《中法战争》（丛刊），（六），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第43页。）。这从一个侧面表明清廷对法交涉原则。
11月1日，曾纪泽电告总署：如法不索兵费，津约可否照允。 军机处加以拒绝。10日，军机处豫拟与法议约八条，其主要内容是“津约仍准商议”，但“尚须酌改”；“由谅山至保胜一带划一直线，为中法保护通商界限”；“中国之于藩属，受其贡献，不预其政令。法国只可在越南通商，不应有保护该国之名”；“中国入越之兵，暂扎不进，法军退出基隆，泊船待议；俟和议就绪，两国定期撤兵”；中国“免索”马江之战中所损失的“巨款”，“如“法国有不允之条，应先赔中国以上各费”（注：中国史学会主编：《中法战争》（丛刊），（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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