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利用越南战场上的胜利，决定“乘胜即收”，进行和谈。这种主张并非清政府的临时决策，而是有着较深的思想基础。早在清廷下诏宣战不久，朝内一些官员上奏朝廷，主张“乘胜而和”。1884年10月31日伯彦讷谟祜等上奏称：“始虽议战，终必议和。与其战不胜而和，莫若乘方胜而和。但和必有和之机，亦必有和之体。……不索赔偿，不占地面，此于大体无失也。”（注：中国史学会主编：《中法战争》（丛刊），（六），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第20页。）同一日，礼部左侍郎徐致祥亦上奏称：“不战何以能胜？不胜何以能和，必使和出于夷，而权操于我，则我师出为有名，而饷需非妄费，可以保中夏稍靖，可以儆各国效尤。”（注：中国史学会主编：《中法战争》（丛刊），（六），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第25页。）这两则代表性的言论，无疑影响着清廷和战决策。

　　谅山、镇南关大捷后，法国茹费理内阁倒台。3月30日， 曾纪泽电告清廷：“谅山克，茹相革。刻下若和，中国极体面，虽稍让亦合算”（注：中国史学会主编：《中法战争》（丛刊），（六），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第

 << 上一页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