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权亦并非难事。海外华侨多甚愿联络国内商人以谋祖国实业之发展”。参加会议的5名代表中包括来自旧俄罗斯地区的两位华商。但是他们是代表*主义国家,而当时的*主义国家不承认中华民国的团体。因此,这两位代表没得到任何选举权,仅作为旁听者参加了会议。俄国华侨在场介绍自身由于革命的爆发而被没收财产的经历,要求政府在中俄交涉中,考虑居住俄国境内侨民的立场。(注:“第五次商联大会开幕纪”、“商联会之招待会与预备会”,见《申报》1925年4月25日、30日。)
(三)《华商联合(会)报》和《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会报》
尽管华商会没能直接参与全国商会联合会的关键部分,但他们通过全国商会联合会的机关报所收到的信息却对他们是有利的。决策于1907年召开的各省商会大会、而在上海成立的华商联合会,发行了《华商联合会报》。(注:1909年3月创刊于上海,半月刊,陈颐寿(君贻)、金贤@②(雪胜)等主编,到第二年3月为止共发行24期,后改名为《华商联合会报》。)它作为连接国内外商会的信息网络,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虽然有一段时期它的发行中断了,但它的信息传达作用被继承到民国时期的《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会报》。
尽管如官方发行的《商务官报》也转载了《神户大阪华商商务情形》、《长崎贸易情形》、《横滨商务情形》等的领事报告,但它的分发能力有限。《华商联合会报》传达了海外各地商会的详情,包括有关神户中华总商会成立消息的迅速报道。到了民国初期,全国商会联合会出版的《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会报》,(注:1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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