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创刊，月刊。创刊初期称为《中国商会联合会会报》，1914年1月以后改称为《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会报》。该会报的刊行时期现在可确认到1917年4月（第4年第4号）。）除了转载《中国人在日本神户经商情形》、《驻长崎领事商务报告》等领事报告外，将大阪中华总商会的报告，如《中华民国二年阪埠华商输出入表》或外国商业杂志论稿的翻译如《日本国需要中国货物之情形》、《神户之火柴工业》等登载在上面。其内容和信息源极为丰富。加入商会的全体会员手里皆可收到这部会报，因此即使是在内地小镇，海外的消息也了如指掌；海外华商亦可了解国内的情况。比如20代以后在上海出版的《上海总商会月报》，登载了参加横滨以及神户总商会的华商商店一览表。
那么，商会的网络在置于本国统治之外的海外商埠，究竟起了什么样的实际作用呢？如上面具体提到的两处商会机关报，超过官报的界限所扮演的角色一样，我们应该在它的信息传递作用上发现意义。不仅商会的公章“关防”给予总商会有官方后盾的权威和信誉，（注：请参照拙文“清末明初的商会与中国社会”（载于《现代中国》70,1996年）和“1915年商会法的成立”（见《富山国际大学纪要》3,1993年）。）商会机关报作为软设备而起的信息传递作用也是极为重要的。因为笔者认为，对本国内地工商业者和海外华商双方来说，全国商会联合会的机关报，是收集国内外商品需求量和市场动向的，而且是寻求有信誉的顾客的唯一可靠而丰富的信息源。
北洋政府所推行的侨务政策在这个时期尚未发挥实际效果。（注：谢国富：“侨务委员会组织概况”（见《民国档案》1992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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