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非“探之无物的虚影”。（注：龙永行：《宣光、临洮战役初探》，《东南亚》1985年第1期；龙永行：《评中法战争前后的岑毓英》，《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集刊》1987年第1期。）黄铮则认为，中越军队在临洮之役中仅收复了1府1县4隘，而不是有的论著所说的“十几个州县”，此役战果并非十分辉煌。（注：黄铮：《关于宣光、临洮之战的评价问题》，《印度支那》1986年第1期。）刘君达甚至认为，当时中越军队没有连战皆捷的条件，岑毓英在奏折中说清军击毙法军五画军官（中校）也不可能，法军在临洮并未占领十数州县，何来收复“十数州县”之举？所以，所谓“临洮大捷”并不存在，是探之无物的虚影。（注：刘君达：《“临洮大捷”质疑》，《学术论坛》1985年第3期。）
镇南关（今友谊关）之役是中法战争的最后一战，清军在这次战斗中击退了法军的疯狂进攻，史称“镇南关大捷”。在过去相当长时间内，史学界对其评价甚高，称之为扭转中法战局的转折点。80年代中期，杨志本等人率先对此提出质疑，认为镇南关之役爆发时中法战争全局的重心已由陆路转向中国东南沿海，清军在镇南关的胜利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在谈判中的地位，况且这一胜利还受到法军攻占澎湖的抵消。所以，镇南关大捷不是中法战争的转折点。（注：杨志本、王苏波：《镇南关大捷不是中法战争的转折点》，广西中法战争史研究会编：《中法战争论文集》第2集。）此观点一出，即有学者提出商榷（注：王承仁：《关于镇南关大捷在中法战争中的战略地位问题——与杨志本、王苏波同志商榷》，《广西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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