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增刊号。），同时围绕镇南关之役历史地位问题展开了讨论。（注：俞政：《中法交战初期战和之争的形成》，《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6期；章鸣九：《洋务派官僚对中法战争的不同态度说明了什么》，《汕头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张梅：《中法战争中清政府“乘胜而收”原因新探》，《学术界》1990年第4期；储立新：《中法战争中李鸿章主和动机析》、关威：《中法战争后期的形势及清政府“乘胜即收”原因析》，均载广西中法战争史研究会编《中法战争史论文集》第4集。）在这里，人们关心的不仅是反对抑或支持这一观点，更重要的是评价事物的角度与方法，是研究问题的思路。
就中法战争的具体战役研究而言，马江之役是学术界涉足最多的一个，80年代以来的马江之役研究，无论是横向还是纵向都有了很大的进步，研究中涉及的问题，诸如法军是否采用“突然袭击”战术、清军“关门打狗”是否可行、清军利用涨潮之机发动进攻是否获胜、清军应该保护还是应该毁掉马尾船厂、如何评价“敌我杂泊”的做法、福建水师伤亡多少人、清军为何惨败、谁是战败的罪魁祸首、战败与洋务运动破产有无关系、采樵山人的《中法马江战役回忆》是否可信等等（注：参阅黄振南《中法战争史热点问题聚焦》第3章；俞政《〈中法马江战役之回忆〉不可信》，《江海学刊》1982年第5期。），多是这一时期提出的新问题，展示了这一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此外，上述笔者的《中法战争诸役考》一书，得法方史料之便，对山西军事防卫体系进行考察，认为清军在基隆并未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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