奕巨：《谈谈评价刘永福的几个问题——廿年前一场讨论的答辩》，《广西地方志通讯》1983年第1期；庾裕良：《评价黑旗军历史功过的几点意见》，《印支研究》1983年第2期；牟安世：《论黑旗军援越抗法战争的历史功绩》，《学术论坛》1983年第3期；龙永行：《刘永福同清政府是“合流”吗？——兼评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集刊》1985年第2期；杨万秀：《评刘永福入越抗法的几个问题》，广西中法战争史研究会编：《中法战争论文集》第1集；张学伟：《关于刘永福与清政府的关系》，《曲靖师专学报》1989年第2期等等。）这种现象，是研究不断深入，各种观点不断交锋的结果。
刘铭传是淮军宿将，是台湾抗法斗争的组织者和领导人。因当时在台参加抗法的既有淮军又有湘军，历史上湘淮军之间的隔阂与矛盾曾影响到刘铭传的评价问题。对于刘铭传与淮军领袖李鸿章的关系、刘铭传与其他湘军将领的过节、刘铭传与刘áｏ＠⑨的交恶等等，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都曾有过不公正的评价。由此涉及刘铭传从基隆撤军赴援沪尾这样具体问题的评价，乃至如何评价刘铭传在台湾抗法的功过这样关乎全局的问题，否定的多，指摘不断。（注：其代表性意见为赵捷民《刘铭传在台湾的抗法问题》，《新史学通讯》1955年第1期。）70年代末以后，随着学术风气的转变，学术界在充分肯定其抗法功绩的同时，也指出其某些历史局限性。（注：参阅陆方《试论刘铭传》，《吉林师大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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