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样也应是分析、判断历史问题的唯一标准。马克思说：“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哥达纲领批判》。）列宁也多次指出，“判断一个人，不是根据他自己的表白或对自己的看法，而是根据他的行动。”（《列宁全集》第14卷，第226页。）“评论政党也象评论个人一样，不是根据他们的言语，而是根据他们的行动。”（《列宁全集》第18卷，第495页。）我认为，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原则，引进太平天国史的研究，这样才能澄清是非，解决一些争论已久的悬案。 

持农民政权论的同志，往往以《天朝田亩制度》作为主要根据。是的，《天朝田亩制度》对人间天国作出了美妙的设想，具有深刻的反封建意义。但是，我们判断一个政权性质时，不是以这个政权的宣言、口号、纲领为依据，而主要应以这个政权的实际行动如何、行动的效果如何为依据。《天朝田亩制度》好不好？实践作出的回答是：此路不通。因此，郭老称之为“空头支票”（《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50页。），罗尔纲先生称之为太平天国的“乌托邦”（《太平天国史稿》卷9。）。颁发《天朝田亩制度》是一回事，实践上只能是“照旧交粮纳税”。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之后，遇到一个浩大的军需开支和行政开支的问题，费用从何而来？起义之初，太平军所到之处，“令富者贡献资粮”，“每遇富室巨家，必掘土三尺”，以供军需；在革命队伍内部则实行缴物归公的圣库制度。刚刚进入南京还大体是这样，“闻贼令金银皆送彼处谓之进贡，如有私匿一两以上者斩，合家惶急。”（陈作霖：《可园备志录》，稿本，南京图书馆藏。）但这个办法毕竟无法持久。在这种情况下，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向洪秀全上奏：“建都天京，兵士日众，宜积米粮，以充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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