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农民的阶级关系、封建剥削关系持续下来了。这种关系在太平天国后期就更为突出了。如1861年10月24日，新谷登场之时，无锡、金匮县的在城地主奉当时守将济天义、黄和锦的委办，成立收租局，勒令“佃农照常输租”（无锡博物馆收藏。）。1862年10月浙江肖山县右营军帅来某，发给地主来兰堂“收租票”，保障地主对农民的收租权。（无锡博物馆收藏。）既然保障收租，就必然发生镇压抗租的事。据记载，“安镇东市梢四图庄顾某，聚众抗租，以青布扎头为记。各业户诉于城贼，十二月十四日，贼使伪官引导，至乡弹压，顾某鸣锣集众，拒贼于苏家桥、安家坟。顾某奋勇当先，为贼所伤，乡众溃，贼焚村落，邻村无害。旋为乡官调停，一律还租。”（《平贼纪略》，抄本，无锡博物馆藏。）由此可见，太平天国英雄们尽管主观上向往“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的美妙天国，但实践上只能承认和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承认和维护封建剥削制度。
太平天国提出四大平等要求，这是持农民政权论的又一论据。有人据此写道：“太平天国革命英雄们，除了他们的‘天父’、‘天兄’宗教的偶象之外，男男女女都以兄弟姊妹相称。这是多么素朴淳厚的平等关系啊！”（漆侠：《读〈李自成〉》，《文史哲》1978年（6）。）我们认为，宣言、口号、言论是一回事，行动是另一回事。口头上以兄弟姊妹相称，不等于实践上就以兄弟姊妹相处。太平天国领导人进入天京以后，自以为吃了苦中苦，该为人上人了。因此在戎马倥偬、人民生活极端艰难的情况下，破费巨资、大兴土木、建宫造殿，享乐腐化，这与一般官兵乃至百姓之间，经济平等在哪儿？太平天国君臣之间、官兵之间等级森严、礼仪繁琐，洪秀全、杨秀清等人在*上、法律上享有特权地位。我们知道，封建社会是建立在等级特权制基础上的，封建秩序是靠等级制来维持的。太平天国内部的等级阶梯象宝塔那样，爬在宝塔顶端的当然是洪秀全、杨秀清等人，他们手握王爵，口含天宪，对自己的部下和百姓滥施刑威，动辄点天灯、五马分尸、斩首不留，秦日纲的马夫因见杨秀清的同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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