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可以跨出朝代更替,从整个封建专制*制度来考察农民战争胜利的历史作用。
董仲舒发挥了“天人合一”思想,认定人间的社会关系都是天定的秩序。“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皇帝专制政制是不变的。但他又发挥了“天人感应”思想,说“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秉承天命做了皇帝,如果他失德,做错事,天下动荡,天又会降灾害、怪异以警告他,要他改正;警告无效,则降“殃咎”以惩罚他。“殃咎”当然包括“汤武革命”、刘邦发动的农民战争一类事件在内。农民战争反抗失德的皇帝,从而推翻旧皇帝推戴新皇帝、建立新皇朝,也就符合天意了。董仲舒又提出“三统”说,认为“袭所代而率与同,则不显不明,非天志,故必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者无他焉,不敢不顺天志而明自显也”。改朝换代以后,一切照旧也不是天志,必须有所革新,包括迁都、改变朝代名称,改换正朔等。这些都是在维护专制政制范围内的革新。推而广之,轻徭薄赋以恢复农业生产;宽刑礼下以安抚人心,都是允许的。这样的理念为皇帝专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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