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下面几个事实，我们可以看到韦昌辉这个阶级敌人的反革命两面派的勾当。有一次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在殿上议论袍服的事时，洪秀全认为“袍服既足，不用缝先。”而韦昌辉为了讨好洪秀全却认为天王是“万郭真主，富有四方，袍服虽足，亦要时时缝来。”杨秀清支持了洪秀全的意见，认为袍服既足可以“缓些再缝”，并说这是“即用爱人之德。”为此，洪秀全批评了韦昌辉不是“直言无隐”。（《天父下凡诏书二》）显然，洪秀全认为韦昌辉这样奉承是为了“隐”其真实意图的。这一点杨秀清却不如洪秀全清醒，对韦昌辉的阿谀奉承缺乏足够的警惕。如杨秀清每次轿到，韦昌辉都要“扶舆迎接”，谈事不到两三句就归谢曰：“非四兄教导，小弟肠肚嫩，几乎不知道。”有一次韦昌辉的哥哥和杨秀清的妾兄争房屋，杨秀清把他发交韦昌辉议罪，韦昌辉即将他哥哥处以五马分尸，说不如此，不足以儆众。还有一次，韦昌辉的部下张子朋激变水营，杨秀清将韦昌辉杖责数百，韦的裨将替韦抱不平，说扬秀清对韦昌辉“奴驭而杖辱之，其后将何堪？”韦昌辉听了大怒，说杨秀清对他“罪责无不公”，并将这个裨将杀了“以谢秀清”。这些说明韦昌辉为了掩盖自身的阴险的篡权野心，极尽了卑鄙的伎俩。不幸的是杨秀清对韦昌辉的伪装却没有识破，认为韦昌辉是在殿前议事“尚有惊恐之心”。（《天父下凡诏书二》）把韦昌辉的两面派行为，当作韦昌辉的敬畏之心。尽管杨秀清出于阶级本能，对韦昌辉有所“猜忌”，但并没有加以防范。这一点，当时太平天国的理论家何震川、曾钊扬却看得很清楚，他们认为“北王阴忍而残刻，今□之而不怒，其心叵测，萧墙之祸正恐不远”。（《金陵癸甲记事略》杨秀清传）他们为革命的前途担忧，但却没有引起杨秀清的足够重视，致使韦昌辉的反革命叛乱得逞，忠心耿耿为太平天国革命事业呕心沥血的杨秀清，终于死在这个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的屠刀之下，给革命事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太平天国革命自杨秀清被害后，元气大伤，失去了进取清王朝的整个政权的可能，而且逐渐从防御到困守而终至被中外反动势力所绞杀。 

 << 上一页  [21] [2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