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特权的产生，必然导致农民政权内部的争权夺利。韦昌辉对杨秀清是“阳下之而阴欲夺其权。”而杨秀清则“一朝之大，是首一人”，（《李秀成自述》。）飞扬跋扈，不知自忌。洪秀全自己则“避处深宫，从不出户”，（《贼情汇纂》卷一。）穷奢极欲，后妃更达八十八人之多。这样一个已经严重封建化的领导集团，终于在一八五六年爆发了韦昌辉诛杀杨秀清及其部众两万多人的惨剧。领导集团的封建化，就决定了这个农民政权逐步封建化。 

随着农民领袖的蜕化，地方政权也逐步开始封建化，主要表现在大量任命地主当乡官，公开支持地主收租。虽然，在一八五六年前，太平天国已有许多关于任命地主当乡官的记载，但是，很少有记载这些乡官在太平天国地方政权中压迫剥削农民的事实。而到了一八六○年，太平军攻占苏浙地区以后，就不仅是大量任命地主当乡官，而是这些乡官实际上已经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对农民实行封建统治。这时，太平军公开允许地主收租的记载大量出现，太平天国地方政权明确规定，“业户呈田数给凭，方可收租”（龚又村：《自怡日记》。），从法律上承认地主收租的合法性。有的太平军地方政权的官吏，更公然和地主勾结起来，镇压抗租斗争的农民。于是，一些地主分子气焰十分嚣张，公然叫嚷“以长毛之威，不怕租米不还也。”（《赵氏日记》：《又致晓秋表弟》。）这和一八五四年，地主被太平军所逼，“输租以免祸”，“不觉为之泪下”（曹兰田：《拒诸亲友劝输粟书》。）的心情截然不同。更有甚者，有的太平军将领还发布抗租*：“佃农匿田抗租……，本人处斩，田亩充公。”（龚又村：《自怡日记》。）*之严有过于封建王朝对农民的态度。 

政权的封建化，必然要极大地打击了革命群众的情绪，农民逐渐由在太平军的保护下向地主进行斗争，转变为在太平军和地主的联合统治下的情景。这种历史教训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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