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2年1月20日（注：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3—76页。）。罗孝全等外国传教士和太平天国之间的这种密切交往必然加剧了清政府对基督教会，甚至对所有西方人士的猜疑和防范。1861年3月11日，总理衙门在一份奏折中报告“查英夷所奉，系耶稣教，与法夷所奉天主教，虽属相似而历询各夷酋，则称微有不同。其金陵所奉之教，与英夷相同。臣文祥曾记上年六月间，有夷人赴金陵传教之事”。因此，总理衙门决定“于接见威妥玛时，旁敲侧击，杜其勾结之念。”（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教务教案档》第一辑，第1页。）在这份奏折的前部分， 总理衙门已经提到了照会英国驻华全权公使卜鲁士，“令其约束（英国）兵丁勾结贼匪”。此处在讨论宗教问题之后，又提出在接见威妥玛时要“杜其勾结之念”，显然不仅是要单纯地防止英国军人串通太平军，而且要广泛地防止英国人由于和太平天国共同信仰耶稣教而互相串通起来。可见，太平天国战争已使得清政府不仅增加了对天主教的猜疑和防范，而且对耶稣教也是如此。
由以上史实可见，这时太平天国运动确实使清政府愈发加强了对全国教会的猜疑和防范，政教关系因此更加紧张。但同时必须注意，由于外国政府的压力依然存在，清政府这时期对全国教会的猜疑和防范都是在有限弛禁范围内进行的，并没有因此废止有限弛禁政策。对那些守法信教的教民，清政府依然承认并保护了他们的正常活动。当时亦有少数官员发现教民并没有勾结太平天国之事，特别是基督教国家并没有给太平天国大力支持，就主张政府应以镇压太平天国叛乱为头等大事，减少干预教会，以免再添事端。如直隶总督桂良的前任纳尔经额早在1853年就提出了这种建议。4月27日， 他报告处理安肃县天主教事务的两条原则，第一是要加强对天主教的防范，第二是不宜过分苛求教会，以防激起事端，破坏大局。咸丰帝有强烈的华夷观念，对外多持排斥政策，对教会亦有相当偏见，他根本不赞同纳尔经额的这种变通措施。他审阅过纳尔经额的此份奏折后，加以朱批：“饬属严速查办，不可使委员等积习相沿，不敢据实具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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