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五三年六月二日，美国传教士戴作士（Charles Taylor）自上海出发，六月四日到了镇江。他在镇江住了三天，和罗大纲进行交谈，并接受罗大纲赠送的太平天国官书。罗大纲还托他带一封信给上海英国人士。戴作士回到上海后向马歇尔“详细地叙述了他所看到的一切。”这些情报当然使马歇尔感到高兴。他在给麻西的报告中公然为戴作士“开脱”说：“根据一八四八年的法律，他的活动足以构成死罪，但我相信，在那个时候，他是不知道法律的。他问我是否要对他的罪行进行审问？我指示副领事给他写一封信，告戒他，不要再提它了，不要如他所计划的那样发表他的‘历险记’了。他很聪明，接受了我的意见。”（Jules Davids等：American Diplomatic and Public Paper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第一套，第四卷，Doc.No.24。）
了解马歇尔的这一个思想和立场，我们就可以理解马歇尔对罗孝全要求去天京的态度。
罗孝全在广州给马歇尔发出请示报告以后，许多传教士和商人极力怂恿他早日去天京。在广州的一位商人向他提供了到上海去的免费航行，在英格兰的一个团体资助他一百块银元。（Circular by Roberts,Dec. 31,1853。转引自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23.No.1,Teng Yuan-Chung（邓元中）文。）他从前的一位同事从上海写信对他说：“如果你有意打算来，在你停留在上海期间，可以把我的房屋作为你的家。如果你希望在这里停留几个月的话，不要你化费任何代价。”（Roberts"" Letters,Hongkong,July 8,1853。转引自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23.No.1,Teng Yuan-Chung（邓元中）文。）因此，在未接到马歇尔的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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