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到岸上太平军的痛击，指挥船受伤，余船急下风帆，躲进靖港对岸的铜官渚。太平军乘机以200余只小划船发起缠绕进攻，湘军水师全线溃败，纷纷弃船上岸。败势波及陆勇，连仗剑督战的曾国藩也不能遏止。靖港之败后，曾国藩忧愤反省，重整水师，汰溃勇，增精兵。此后，湘军水师克服了原有的不足，日益强大。但又滋生了新的弱点。这表现在伴随着军事胜利而膨胀起来的轻敌思想，从而导致了急躁冒进的旧病在城陵矾之役中复发。8月9日，陈辉龙“自将攻城陵矾，湘军颇疑南风下水难退，辉龙曰：‘吾习水战三十年，诸群无以为忧。’平旦，发炮遂行……寇舟拒战，败退，辉龙乘拖罟大船至中流，舟胶，寇伏舟齐出，镇邦船已逼寇屯，不得还，诸小船来救辉龙，水急风利，反吹俱下，寇依岸遏我军。欲登陆则逼寇发炮，恐伤前船，寇争来夺船，汝航、銮、镇邦赴水死。辉龙陷寇”(王侘运《湘军志·水师篇》。)。湘军水师再次惨败。
经历这次教训，曾国藩益知水战利害，急忙加强实力。“十七日，收集散亡，点存炮械，一面飞催省城所造三板等船以资添补。”(《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三。)尔后，冒险轻进的旧病得以纠正，行动更为谨慎。例如六溪口之役后，即可进攻武汉，但湘军水师还要添募，船炮也未齐全，天气不佳，敌情未明，不敢侥幸取胜。经过多次观察，曾国藩掌握了太平军水师的绝招，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认为“惟贼中所擅长制胜者，在渔划百余号，每战四出围绕，迷目惊心。此次余亦办得小渔划百甘二号，行走如飞，以后我军见贼小划，或不致于惊慌耳。”(《曾文正公家书》卷五《致诸弟》。)再次振兴的湘军水师已经成熟。
继1854年10月攻占武汉后，湘军水师又连陷半壁山、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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