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曾国藩主张以厚饷养兵稳定军心。在这一点上，其主张厚饷养兵与主张将领“养廉”是一致的。我们可以把湘军士卒与绿营兵士的月饷作一简单比较。以湘军正勇（相当于绿营的步兵）为例，月饷为“银四两二钱”，而绿营步兵的月饷银才一两五钱；湘军伙勇月饷银三两三钱，绿营的守兵月饷才一两；湘军马勇（骑兵）月饷银七两二钱，绿营的马兵月饷才二两(参见《曾文正公全集·杂著》卷二“营制”；卷三“马勇章程”；王定安《湘军记》卷二十，“水师营制篇”；罗尔纲《绿营兵志》第十三章“俸饷”。)。两相比较，湘军士卒的月饷几乎是绿营兵士月饷的三倍或三倍以上，即使是在湘军中当差役的长夫，其月饷银三两也比绿营正规部队的步兵月饷高出一倍。这样一来，曾国藩不仅较易招到可用之兵，而且还能因待遇明显优于绿营，使军心更加稳定。

　　此外，曾国藩为了激励士气，后来对湘军的抢掠行为也采取睁一眼，闭一眼的纵容态度。例如1864年7月，湘军攻陷天京，曾国藩之弟曾国荃部对全城进行大肆抢掠，长江上下“湘军满载金银子女，联樯而上，万目共睹。”(夏震武：《灵峰先生集》卷四。)“中军各勇留营者，皆大搜刮，甚至各棚厮役皆去，担负相属于道。诸委员无大无小，争购贼物，各藏一箱，终日交相夸示，不为厌。”(赵烈文：《能静居日记》第20册，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远隔32年之后，谭嗣同到南京望见全城荒凉肃杀景象，曾写信告诉其师欧阳辨疆说：“顷来金陵，见满地荒寒气象。本地人言：‘发逆据城时，并未焚杀，百姓安堵如故。终以为彼叛匪也，故日盼官军之至。不料湘军一破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扫数悉入于湘军，而金陵遂永穷矣，至今父老言之，犹深愤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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