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后顾之忧，这无疑就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战斗素质。《湖南通志》说：“我朝征讨，皆用八旗劲旅及各省绿营。嘉庆中，川楚剿匪始参以乡勇。迨粤匪起，而楚勇、乡勇攻战遍天下，盖兵制之一变也。至于驿递之馆人，排夫铺司之承充经编，皆兵属也。”(《湖南通志叙目》（一）。)曾国藩“长夫之制”的建立是加强军队后方勤务的一项重要措施，对于后来的军队建置也有深远的影响。
“帐棚之制”则规定：“营官、帮办、书记、军伙等，共用夹帐棚八架、单帐棚二架。哨官、哨长、护勇共夹帐棚一架、单帐棚二架。……以上共夹帐棚十八架、单帐棚八十架。”(《曾文正公全集。杂著》卷一，页19；卷二“营制”。)
由于设立“帐棚之制”，湘军行军作战，驻扎各地，名义上就规定不准占住民房。曾国藩还编了一首“爱民歌”，让湘军士卒诵唱，其中宣称”第一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帐房。……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要求湘军士兵自支帐棚、自择营地、自设营房，不许扰及民间。
当然，湘军并不象曾国藩所标榜和要求的那样严肃齐整，违反军纪之事屡有所见，例如当时驻扎在石埭的湘军朱品隆部，竟“将房屋拆毁以作柴薪，归民捉去为伊搬运，所有店铺被兵勇辈占居买卖。更有夫役人等，借名砍伐竹木而实搜取宝物。我邑城乡内外，房屋完全者，百无一二。如此横行，以致归民有官兵不若长毛之叹。”(《曾文正公集·批牍》卷二。页13；页3；页6—7；卷三，页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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