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页3;页6—7;卷三,页3。)
曾国藩强调“守廉”,因为他深知,绿营将帅尅扣兵饷,冒领缺额以自肥的腐败行为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这种情况日益加深兵士们的不满情绪,严重影响部队的战斗力。那么,现在他要组建一支新军,能否在这个问题上使将帅有所收敛,将直接关系到湘军战斗力的强弱。因此,他要求将官以“廉”自守,“欲服军心必须尚廉介,”(《曾文正公练兵志》卷一,页5;页10;页12;卷三,页13。)并常常以“崇俭朴”,“不要钱”与部属相标榜,反复告诫他们说:“兵勇心目之中专从银钱上著意,如营官于银钱上下苟,则兵勇畏而且服;若银钱苟且,则兵勇心中不服,口中讥议,不特扣减口粮、截旷而后议之也”。
当然,剥削阶级的劣根性和清军官场中的积弊是不可能轻易革除的,“盖凡带勇之人,皆不免稍肥私囊,余不能禁人之不苟取”(《曾文正公家书》卷五,咸丰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真正的“廉”是难以做到的。仅靠口头上的要求和训诫还不够,必须辅之以实际上的物质利益,才可能使将官们不必明目张胆地“与同辈争薪水,与士卒争毫厘”,不因小利弄得将弁反目,影响军心。为解决这个矛盾,曾国藩认为,必须把将官的利益从制度上规定下来,即“初定湘营饷项,稍示优裕,原冀月有赢余,以养将领之廉,而作军士之气”,(《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十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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