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建立汉朝后，对农民起义仍心有余悸，于是实行轻徭薄赋政策，文帝、景帝则推行无为而治，形成了西汉历史上的“文景之治”。经历隋末农民战争后，唐太宗对农民的力量更有清醒的认识，时时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自戒。针对农民的土地要求，唐太宗实行租庸调制，不仅满足了农民的土地要求，而且赋税也较低，于是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以布衣起家的明太祖朱元障则用严刑峻法打击贪官污吏，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农民的利益。每当农民起义之后，统治者之所以对其政策进行一定程度的变动，既是维护其统治的需要，也是形势的发展使然。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后，清政府也不得不改弦更辙。但是，与以往历次农民战争不同的是，太平天国发生在中国被轰出中世纪之后，这就使清政府政策的调整与传统的做法截然不同而带有明显的近代化色彩。
工业革命后，由于新技术、新机器的不断发明创造，生产力获得迅速发展。为寻求海外市场和原料产地，最大限度地攫取利润，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向海外扩张，英国更是充当了侵略中国的急先锋。1840年的鸦片战争英国凭借其船坚炮利的优势轰开了清政府闭关锁国的大门。对于当时的世界形势，马克思在《*党宣言》中有很好概括，“资本主义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的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马克思的这段话表明：第一，鸦片战争后，中国已开始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第二，在落后国家遭到侵略时，抛弃传统的生产方式，实现工业化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和趋势，也是获得独立和富强的唯一途径。这正是鸦片战争后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是太平天国以后清政府中务实的开明派的共识。
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统治者对西方的船坚炮利有了切身的体会。在与列强共同绞杀太平天国的过程中，目睹西洋炸弹“落地开花”，李鸿章不禁赞叹其为“神技”(《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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