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小刀会起义期间,外国传教士的阴谋活动是多方面的。除了恶毒咒骂起义者是“叛匪”、“纵火犯”外,他们一方面利用起义者对自己认识上模糊,进行欺骗、利诱和威胁;另一方面则公开为本国政府和清政府镇压起义而划谋献策。
1853年9月在上海小刀会起义者攻占上海县城后不久,美国传教士晏玛太就奉美国公使马沙利之命亲到起义军司令部向起义者宣布“中立”,并要求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安全。事实上这一“中立”是一个麻痹起义者的大骗局。外国传教士在他们政府的授意下与在上海的外国鸦片贩子一起帮助上海道台吴健彰从起义军中潜逃。 上海小刀会起义期间,传教士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列强镇压起义的重要帮凶。对传教士的功绩,资本主义列强并未忘记,他们称赞在这一期间特别活跃美国传教士晏玛太“不单是一位传教士,也是一位*家” 也就不奇怪了。
1854年—1859年这六年间外国传教士对太平天国的活动显得相对沉寂,但必须认识到这种沉寂不仅是暂时的,它意味着更恶毒阴谋和更大规模干涉的酝酿;而且这种沉寂也是表面的,事实上他们丝毫没有放权对太平天国的注意。传教士为了适应本国政府对华政策的需要,积极参与强迫清政府修约的活动。他们不仅积极参与资本主义列强侵华政策的制定工作,而且还是这一政策的具体执行人。美国传教士伯驾在1855年当了美国驻华公使,美国传教士卫三畏一直是美国驻华使馆的秘书。
1854-1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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