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的外国传教士，这时普遍地对太平天国革命表示了“同情”与“赞赏”。在美国南浸会传教士罗孝全根据洪仁玕提供的材料于1852年10月写的《洪秀全革命之真相》一文中的看法是有一定代表性的，罗孝全在文中认为：太平天国革命不仅是一次反对清政府的民族革命，更重要的是一次“为宗教自由而斗争”的运动，他说：“与外国战争之出人意外的结果乃是中国之开放。如今，倘此次革命将推翻偶象之崇拜而开放门户，使福音得普遍传播于全国，则结果岂非同样奇妙耶？” 罗孝全就是把太平天国想象成一次如此“奇妙”之宗教运动。此时也并不是没有公开敌视革命的传教士，在宁波活动的英国传教士麦嘉湖说：“太平天国叛乱分子所具有的‘微小的虔诚和真理’‘大部分给狂热和野心所排挤掉了’。” 不过当时持有同类见解的在传教士中毕竟是少数，普遍的则是对革命“抱有千百倍更大的兴趣，不是语言所能表达。”

从当时外国传教士对太平天国的倾向看，是与他们本国政府政策之间存在着某些差别。怎样来理解这种差别呢？我们知道，在华的外国传教士的活动除了在根本利益上从属于本国政府的侵华总政策外，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由于自己的特殊地位和活动方式是有其自身特点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传教士寻找一切可能的机会想深入中国内地，力图扩大基督教在华的势力，由于太平天国的拜上帝会的某些特点，以及洪秀全在革命前与罗孝全的特殊关系，使外国传教士有足够的理由对这次革命抱有幻想。罗孝全曾不无醉意地说：“中国之旧习如非得有猛烈之震动与破裂，则断不足以移动中国人在*上及宗教上行动之常轨。此外部屏障之破坏与分裂已于1842年之外战实现一次矣；其时国际间交通之大障碍已为破裂。现在1852年在内部亦有同样激烈之革新方在进程中，余乃诚恳希望及祷告其结果将扫除偶象，而为一般人民准备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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