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4月，英国公使文翰到天京“访问”，事后带了许多太平天国印书回上海。在上海的英国传教士麦都思积极参予了翻译书籍与研究对策的工作，他得出结论：“此革命运动如能成功，吾人至少亦可以期得其对于基督教传教士之完全容忍。而且将来如此党得胜，因与吾人彼此教义大概相同，则对于外人必怀好感。彼等将必准许通商；但就彼等之书籍之故与行动而言，鸦片将被严厉禁绝……为今之计，吾人目前所应采取之政策，对于双方战争，务宜不再被牵涉入此漩涡，避免与各方面发生任何政府间的关系。然而外人应当准备充分的武力以抵御革命军或来之攻击焉。” 这一结论得到文翰的完全赞同，并由文翰寄给英国政府，作为英国制定“中立”政策的依据。
麦都思也看到，对于太平天国革命“我们是难以控制的。在一个时期内，我们只能让他们走他们自己所选择的道路。” 他把希望寄托在革命“如得到贤明的新教师居住其中，庶可培植其善而遏止其恶。” 这一主张更为以后外国传教士奉为金科玉律。当时美国驻华公使马沙利写道：“他（指麦都思——引者）在英国使馆中的地位，他说写中国语文的流畅，处处为英国将该青年政权（指太平天国——引者）置诸卵翼之下制造机会，至少是要塑造它的初步办法以求适应该政府的政策。” 对麦都思作如此估价，不算过分。
不久，美国传教士载勒尔于1853年6月初到镇江活动了三天（时太平军攻克镇江不到两个月）。《北华捷报》对载勒尔此行目的毫不掩饰，说是为了“到叛军营里去采访最有价值的情报。”载勒尔此行所以具有特殊意义，不仅他是第一个以私人名义访问太平天国的外国传教士，从而开创了传教士以私人身份进行阴谋活动的先例；更重要的是他通过这次活动为以后传教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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