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率先全国的士人觉悟 

变法维新作为广泛社会思潮的真正涌涨，是在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向来自居是天朝大国，却被一个向来不曾被放在眼里的蕞尔小邦打得一败涂地；割地赔款之巨，更是“辱国病民，莫此为甚”。（注：文廷式、秦绶章、戴鸿慈、陈兆文《联衔具陈日人要挟过甚请饬使臣展缓商议折（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汪叔子编《文廷式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上册第61页。）耻辱之感，郁愤之情，刺激空前。多年来视作为洋务运动之样板成果的北洋水师坚舰利炮，竟倾覆于一旦；区区岛夷的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却一跃而成东邻强国。忧患焦虑，讶疑震惊，剧增无已。“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注：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附录一《改革起原》[M》，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113页。） 

1895年4月，新会梁启超、南海陈景华分别领衔，约集同在京师参加会试的穗府并广东举人，两次联名“公车上书”，反对签订《马关条约》。康有为、粱启超、麦孟华等旋即还曾倡议“合十八省举人”、“为大连署以上书”，（注：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附录一《改革起原》[M》，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114页。）而由康有为起草呈稿（即《上清帝第二书》）。广州地区及粤省士子，参加“群众的*运动”，（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论述1895年“公车上书”，谓：“中国之有‘群众的*运动’实自此始”。见《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M]，长沙：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81页。）并因而“蒙昧启辟”、“渐知天下大局之事”，（注：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附录一《改革起原》[M]。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113、114页。）从此滥觞。 

康有为这年会试考中了进士。他立即撰写《上清帝第三书》，增扩充实了未能上呈的《第二书》中的变法主张，包括变封建经济为资本主义经济的“以商立国”、带有资产阶级议院*色彩的设立“议郎”等改革要求。《第三书》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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