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表所列，尚未能统计及维新高潮的戊戌年（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仅为《时务报》自光绪二十二年七月（1896年8月）创刊起，至光绪二十三年年底（1898年1月），这短短的一年半的时间里，寄售穗、港、澳三地的已知数量，已然如此之巨。比较《时务报》在其他省市的销报数，也稳居全国之上游前列。 

康有为的私淑弟子谭嗣同曾将书报销售量譬喻作“绝精之测量仪器”，可以明显地测出该地区“风气之通塞、文化之启闭”。（注：谭嗣同《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卷1，《与唐绂丞书》。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上册第262页。）即以《时务报》的销售为例，而维新思潮在广州地区传播之迅速与广泛的程度，于此已可概见。 

何况《时务报》的这些派报处所，不止寄售《时务报》一种，也兼销“时务报馆”译、印的各种新书；同时，还销售其他的维新报刊书籍。例如广州双门底（今北京路）的圣教书楼，便至少一身而三任焉，同时承担着上海《时务报》、“上海农学会”主办的上海《农学报》和澳门《知新报》这三家维新报的派报委托，兼售着“时务报馆”、“知新报馆”和“上海农学会”这三家出版的维新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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