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认这些历史的进步性，似乎都没有必要扣上“改良主义”的帽子。那么，对戊戌变法何以需要如此特别谨慎呢？那大概是因为“世界已经发展到帝国主义时代”吧，或者是因为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改良主义的出现恰恰也正在这个时期吧。这无疑是事实。但是，承认这个事实，只能说明，当时的中国比世界形势整整落后了一个时代，历史潮流、世界潮流要求中国进步、发展。

戊戌运动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发起的呢？一方面强邻日逼，割地赔款，辱国丧权。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惨败，结果，割让台湾等岛屿，赔款白银两万万两：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俄国强占旅大；紧接着，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在中国瓜分“势力范围”，中国亡国危机迫在眉睫。另一方面，掌握清廷实权的封建顽固派却抱残守缺，认为“夷法不足效”、“祖宗之法不可改”。不但资产阶级民主、民权之风吹不进，而且，连剪发、穿西服都视为“大逆不道”。他们反对任何改革，反对任何进步。

封建贵族可以刚毅为代表，其理论是：“吾有产业，吾宁赠之于朋友，必不使奴隶分其润也。”（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宁可让帝国主义瓜分，也不能让社会前进，不能让人民稍稍抬起头来。官僚可以张之洞为代表，认为：“虽分割之后，亦当有小朝廷，吾终不失为小朝廷之大臣也。”（同上）只要有官可做，帝国主义分割与我何干！他也反对任何改革，他写了一篇《劝学篇》，拚命维护封建的三纲五常之道，认为“民权之议”，是“召乱之言”，“无一益而有百害”。

一方面因落后而遭受帝国主义侵略、欺凌，另一方面又反对任何前进，自甘落后。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历史也容许“假设”，那么，按照最革命的方案，当然急需一次彻底的革命，以推翻反动腐朽的封建王朝。

但由谁来领导这次革命呢？旧式的农民革命，这时已担当不起新的历史使命；当时的资产阶级力量还很弱小，资产阶级革命还远没有酝酿成熟；而中国的无产阶级力量更弱小，远没有走上历史的*舞台。所以，那种“假设”尽管很革命，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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