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皆以儒家学说为立国之本，而儒家*学说的核心为“礼治”。清朝也不例外，礼仪是其重要的*活动内容，且有其非常的刚性。对清朝礼治的挑战首先来自域外，这就是1793年马戛尔尼(G.MaCartney)来华时的觐见礼仪之争。鸦片战争之后，清朝与西方列强在“公使驻京”一事上又有长时间的相争相抗，其核心仍是觐见清朝皇帝的礼仪（注：参见茅海建《公使驻京本末》，收入《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的军事与外交》（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1873年6月，同治帝亲政后，日本及英、法、俄、美、荷兰五国首先实现用西方礼节觐见清朝皇帝。觐见在西苑紫光阁举行，各国使节行鞠躬礼，其国书被奉至皇帝面前的御案上，同治帝也通过恭亲王奕訢之口，表达其亲睦之意。
此次西礼觐见实现后，清朝与西方各国在觐见礼仪上的分歧并没有完全解决。觐见礼的地点在西苑而不在宫中，紫光阁又曾是清朝皇帝接见藩属国贡使的地方，由此引发了西方使节的种种不快。后因同治帝的病逝使西方使节觐见皇帝的活动又中断了很长时间。
1894年11月12日，正当中日甲午战争最激烈之时，光绪帝在宫中文华殿接见美、俄、英、法及西班牙、比利时、瑞典等国驻华公使，并亲自用满语致答词。此次礼仪改革，主要是进行觐见地点之变。据翁同龢日记，在此前一天，即11月11日，光绪帝就想在各国使臣觐见时“赐宝星”，并遣专使贺俄君即位。据翁称：“此二事枢臣兼译署者不谓然，上声色俱厉，意在必行。”（注：《翁同龢日记》第5册，中华书局，1997年，第2749页。本文以公元纪年为主。所引有关史料仍为中国纪年。凡用阿拉伯数字者为公元纪年，用汉字者为中国纪年。请读者细察其中的差别。）此中的“宝星”，即为勋章，光绪帝欲借此来加强与各国的联络（关于“宝星”后将再叙）；派专使赴俄致贺，迟至1896年才出行（先派湖北布政使王之春，后改派文华殿大学士李鸿章）；“枢臣兼译署”，则指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者，为当时的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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