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四年，207/3-50-3/2082）许于此事两次复电：“二月初七日。遵考西礼，亲王将至，派提督、副将、都司三员先迎于陆境或舟次。主国亲王迎于车站，同车导至所舍宫邸。君主即以是日延见，用客礼。旋偕至外厅，由亲王筵请其从僚。此后辞行再见，或有事另见，无常例。所派官常值照料，出门则提督陪乘送，如迎礼。”“二月十一日。加考西礼，据金楷理询德礼官云，向无章程专书。惟主国亦有遣亲王至陆境或舟次迎送，视两君交谊为衡。至泰西君主尚有设宴及答拜等事。此由西礼宽简，或各国宗藩多姻娅故云。查中西礼制悬殊，德藩尚未明言赴京，拟请核办后通行各驻使，冀免临事争论。备酌。”（宫中电报电旨，157/4-18/94）许该两电皆呈光绪帝。此外，新任驻德公使吕海寰也有函件说明德国礼官所陈接待亲王礼节。）。总理衙门与德国公使海靖为此进行了长期的交涉。
光绪帝多次表明其在觐见礼仪上的开明态度。4月3日，光绪帝在召见军机大臣时，“有欲用西礼之语”；提出觐见的地点为宫内毓庆宫，“开前星门，于东配殿赐食，准其轿车入东华门”。毓庆宫在康熙年间为太子宫，乾隆帝为太上皇帝时，嘉庆帝住在此宫。其地位仅次于皇帝的寝宫养心殿。光绪帝入学后也一直以此为书房。开前星门，轿车入东华门等都是对清朝礼制的极大改动。翁同龢等军机大臣对此表示了强烈的反对，光绪帝为之“盛怒”，当面指责军机大臣刚毅说：“尔总不以为然，试问尔条陈者能行乎？否乎？”由于光绪帝怒气大作，翁同龢于召见结束后与张荫桓商量，张提出觐见可在西苑；翁氏继访庆亲王奕劻，得知慈禧太后命太监传懿旨，觐见地点在宫中或颐和园“似尚两可”；翁氏再访此时因病给假的恭亲王奕訢，奕訢的态度更为前进，表示宫内“乾清宫亦可”。第二天，光绪帝在召见军机大臣时，情绪已经平静，根据慈禧太后的意见，觐见的地点定为颐和园。光绪帝虽不再提毓庆宫，仍有“争小节而吃大亏之谕”（注：《翁同龢日记》第6册，第31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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