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花账。但这些名目的存在，似又可说明文华殿平日不用而疏于打扫。又，施阿兰称，1897年俄国派乌什顿斯基亲王(Prince of Hespere Oukhtomsky)为大使来华感谢清廷派使致贺，赠送慈禧太后及光绪帝礼物，并授慈禧太后圣卡特琳大绶勋章，觐见在太和殿进行。（A.施阿兰：《使华记1893-1897》，袁传璋、郑永慧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158页）查清方有关记载，此为误。光绪帝两次接见俄国大使，皆在文华殿。有关觐见的具体礼仪，可以举1897年日本新任驻华公使矢野文雄递国书为例。总理衙门开出的礼节单称：“是日皇上御文华殿，升宝座。恭亲王、庆亲王奕劻先在东旁侍立。臣衙门堂官二人带领日本国使臣一员，参随、翻译五员，进文华殿中门，由甬路进入文华殿中门，使臣一鞠躬，向前数步，一鞠躬，到龙柱间正立，一鞠躬。使臣致词，翻译译文，各毕，使臣向前至纳陛中阶，捧书敬候，亲王一人由左阶下，接受国书，由中阶上至案前，将国书陈于案上。使臣一鞠躬，皇上答以首肯，示收到国书之意。使臣退回龙柱间原立处，亲王一人在案左跪听，皇上以国语传谕慰问，亲王一人由左阶下至使臣站立处，用汉语传宣。使臣听毕一鞠躬，皇上答以首肯。臣衙门堂官带领使臣等后退数步，一鞠躬，退至殿左门，一鞠躬。礼毕，即带出殿左门，走甬道，由文华门东左门出。”（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51，1932年印，第2-3页））。
1898年新年各国公使觐见贺岁也非同寻常。据翁同龢日记，光绪帝在觐见前两日，即2月13日召见军机大臣时称，各国公使“将以舆马入禁门”（即所谓清朝礼制中“紫禁城骑马”、“紫禁城赏乘两人肩舆”），表示“可曲从”，而翁氏以“不待请而先予，恐亦非礼也”为辞委婉地表示反对（注：《翁同龢日记》第6册，第3093页。当时各国公使的新年贺岁礼于中国纪年正月举行，故与公历有差。）。光绪帝的态度很可能是因1897年新年觐见的礼仪交涉所引致（注：1897年2月26日，各国公使新年致贺觐见，法国公使施阿兰退出时未按礼节单从文华门左门出，而径从文华门中门出，德国公使海靖(E.Heyking)亦随之，为执礼大臣敬信扯住衣袖。当时总理衙门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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