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当时的惯例，清朝的国书均由总理衙门代拟，经光绪帝批准后发出。此次由光绪帝亲拟的国书又有何新意？若与前派裕庚的国书相比，至少增加了两个内容：

其一，关于中国学生入日本学堂事，光绪帝为此亲向日本天皇表示感谢。若按日本的*体制，邀请中国学生入日本学校，未必须旨准天皇。但光绪帝以本国情势度之，一切政令皆出自于上，以为是日本天皇的好意。

其二，在此国书中，光绪帝两次提到“东方时局”、“东方大局”，表示了与日本结好的强烈意向，这些内容与措辞在以往的国书中是没有的。还须注意的是，按照清朝当时的惯例，国书的第一句话一般写为“大清国大皇帝问（或‘敬问’）大日本国大皇帝好”，而光绪帝却在“大日本国”之前加了一段敬语——“我同洲至亲至近友邦诞膺天佑践万世一系帝祚之”，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写法（注：此处可比较1895年给驻日公使裕庚的国书：“大清国大皇帝敬问大日本国大皇帝好。我两国同洲邻近，素敦和好，兹幸友谊如初，尤望益臻妥善。特命二品衔、候补四品京堂裕庚为出使驻扎贵国都城钦差大臣，并令亲赍国书，以表真心和好之据。朕稔知该大臣和平通达，才识素优，办理两国交涉事件，必能惬当。务望大皇帝推诚相待，俾尽厥职，以永敦友睦，共享升平。朕有厚望焉。”（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外交类中日项，3/164/7744/25））。

亲拟致日本国国书，表明了光绪帝有着特别的用意。又按照清朝的惯例，出使大臣黄遵宪赴任前须向光绪帝请训。或许此时光绪帝会当面予以指示，以说明其用意之所在。然黄遵宪因病滞留上海，裕庚病重急需替换，光绪帝只能命已在上海准备东渡日本考察大学教育的江南道御史、京师大学堂总办李盛铎，先期赴日，临时代理驻日公使。李盛铎赴日后，黄遵宪被免，李随即出任正式公使（注：由于裕庚数次电报，称其腿疾不能出席日本天皇庆典，而黄遵宪一时不能到任，请光绪帝派员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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