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德皇制造宝星，以及光绪帝佩带宝星，均是中外关系史上无足轻重的小事。而我以为，正是此类小事，恰能清晰地看出光绪帝等人内心世界中的对外观念，恰能准确地测出光绪帝所掌握的外部知识的实际水准。光绪帝如此费心用神于为德皇制作宝星，是其不了解近代外交的实质，将程式当做内容。正因为如此，我在详述此事时，尽可能地录下有关史料，目的正是说明，尽管光绪帝力图冲破旧的羁绊，但他所走的路，却未必与近代外交的方向丝丝吻合。

光绪帝在力图增加其外部知识时，也感到了一些困难，其中之一便是没有合适的世界地图。到19世纪末，清朝皇帝尚无可随时查用的世界地图，也限制其对国际事务的了解。这一令今人吃惊的现象在当时却是正常之事。在光绪帝的命令下，此一任务约在1898年7月下旬交给了办事干练的上海道蔡钧。蔡钧奉命后，立即赶办，并请示有关事宜：

奉饬购办译印局地图，遵即访购。现只初次印成九十四幅，尚有三百幅。须会明年续出。应否先将初次印出者装潢邮呈，乞示。再图片每幅长一尺，阔尺二三寸。据委员禀示，裱作册页，或连缀裱作手卷、挂幅均可。应用何式装潢，统乞示遵。钧禀。遇。（注：“收发电”，总理衙门清档01-38/16(2)，台北中研院近史所藏。该电发于六月初七日，总理衙门当日收到。前引蔡钧六月初五日电有一语：“地图亦赶紧办，俟讯明装满，竣工日期另报。”（出处同上）由此可见，蔡钧是1898年7月下旬收到此一指令的。）

对于蔡钧的来电，总理衙门请示了光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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