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光绪帝和相当多清朝官员的心中，对于西方授勋的基本意义仍有误解。他们将“宝星”当做一种特殊的礼物，因而在官方文书中将授勋写为“赠送”、“赏给”。特别有意思的是，在给来华访问的德国亨利亲王“赠送宝星”后，1898年6月14日，光绪帝颁下一条谕旨：“交总理衙门，本日军机大臣面奉谕旨，李鸿章、张荫桓均著赏给头等第三宝星。”（注：洋务档，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六日。）这种毫无来由的随意性举动，有如君主对臣下的赏赐，可见当时人对勋章的荣誉性并不清晰，就连颁奖的光绪帝也觉得不宜公开（注：《翁同龢日记》中对此有详细的记录：“奏对毕，因将张侍郎请给宝星语代奏，声明只代奏不敢代请。上曰张某可赏一等第三宝星，又曰李某亦可赏，但须交片，不必明发，又谕毋庸具折，传令递膳牌”。（第6册，第3133页）由此可见，此次赏给宝星的举动，属张荫桓的请求，很可能光绪帝在某次召见张时有此许诺，而张请翁氏代奏。按清朝制度，皇帝有何恩赏皆用明发上谕，以示赏罚皆出自于上，奖优惩劣。而光绪帝却明确指示用交片谕旨（按清朝制度为秘密），由此该旨在上谕档、明发档中皆不载。又按清朝制度，臣子受恩后须具折谢恩，光绪帝不让其具折，而是递膳牌，即请见，也是出于不事声张的考虑。）。
5月25日，即亨利亲王告知授黑鹰宝星的第二天，光绪帝决定进行对等外交，命拟致德皇国电，由驻德公使吕海寰觐见德皇递交，并告回赠清朝最高等级即头等第一宝星。光绪帝嫌总理衙门所制头等第一宝星不佳，“金色黯淡”，拟令吕海寰在外国制造。军机大臣们退朝后与总理衙门大臣进行了商议，曾在广东任职的刚毅建议宝星在广东制造，而张荫桓主张在上海制造，致德皇的国电由张荫桓拟稿。26日，光绪帝同意在上海制作宝星，也认可了张荫桓所拟的国电（注：《张荫桓日记》，第148页；《翁同龢日记》第6册，第3128页。张所拟国电称：“大清国大皇帝敬问大德国大皇帝好。此次大皇帝介弟来华，朕推诚相与，以联两国之欢。中西礼俗攸殊，总虑情文未能周洽，烦大皇帝电称致谢，又赠送黑鹰宝星，并申两国联交，永缔和好之意。昨日介弟言辞，缕述及此，朕心良深慰悦。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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