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5日，即蔡钧最初电报所称40天到期，总理衙门立即发去一电：“所制宝星已届四十日，何日寄署？先电复。”（注：发电档，光绪二十四年。）蔡钧后于7月23日电告：“宝星已交税司，妥速邮寄。”（注：收上海道电，六月初六日（该电前一日发），“收发电”，总理衙门清档01-38/16(2)，台北中研院近史所藏。）张荫桓日记称，他于8月3日在总理衙门看到了此一宝星，“金色、嵌珠、分量、制法，无一不佳”，但也存在着非常严重的差错，“背镌制匠字号及廿二换金等字，市井恒情，不合友邦投赠”。可见蔡钧也将宝星看做为一件珍宝，乃有工匠字号、金色成分的字样，以显示其价值。具有较多外部知识的张荫桓认定，该宝星必须寄回上海，将背后字样磨掉，为此还拟一电，请军机大臣廖寿恒代呈光绪帝（注：《张荫桓日记》，第221-222、227-228页。六月二十日（8月7日）日记还称：“宝星发下，当另易内匣寄沪关，留木匣在舍，较准尺寸，制衬匣，以成美观。”）。
就我所见各类记载而言，清代皇帝为赠外国君主一礼物（按照光绪帝等人的理解），从未如此费心，反复给予指示。此时的光绪帝似乎已经忘记，去年他批准了《宝星章程》；而且法国公使施兰阿回国时，为答谢法国总统授予其勋章，也“回赠”了与赠德皇同一级的宝星（注：在给施阿兰的国书中称：“朕前承大伯理玺天德赠送荣光头等大星，并由贵国全权大臣施阿兰亲递贵国国书。经朕阅欣。惟大伯理玺天德诞登宝位，福祚绵长，睦谊克敦，实深欢慰。兹因贵国全权大臣施阿兰回国之便，特制一等第一双龙宝星一座，交其亲赍国书，以表我两国交谊永远巩固之据。惟希大伯理玺天德收纳。”（国书档，207/3-50-3/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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